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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丨作家阿来:为什么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语言?

1982年,诗歌《丰收之夜》在《新草地》第2期发表,这是作家阿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

今年是阿来文学创作第四十年。四十年来,这位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走出的藏族作家笔耕不辍,在《尘埃落定》回顾土司制度的兴衰,《蘑菇圈》反思人类与高原生态的关系,《云中记》书写汶川特大地震的创伤与救赎,其作品被大量译介到西方,并获得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文学奖项。

西方的写作经验对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什么影响?为什么阿来在北京大学公开表示“那些来自于西班牙语、法语、德语的写作经验,最后都必须以中国的文字来呈现”?近日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来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
中新社记者: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甲骨文,为什么当代中国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学习、了解甲骨文?

阿来:如果将文明比作大河,那么研究甲骨文就是在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。人只有创立文字,才能给认识的万物命名,命名以后进行总结、归纳。我们讲认识世界,建立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,建立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,都是从这里发源的。

所以看到大江大河,不光要看到它汇入大海的那一瞬间,应该对更多的源头感兴趣。

中新社记者:西方写作经验对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什么影响?您为何认为文学最重要还是语言,并在北大公开表示“那些来自于西班牙语、法语、德语的写作经验,最后都必须以中国的文字来呈现”?

阿来:中国有一段时间,尤其是“文革”前后,人们对世界是封闭的,但在这期间世界不光科学技术在发展,文艺的观念也在发展,小说新的表现方式、新的思想也在产生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,把文化的藩篱拆除。我们这一代人通过阅读世界上的文学作品,接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,新的思想、新的表达方式或是新的艺术流派。这些作品确实带来很多启发,我们是在这种启发、这种冲击下开始写作。

但后来,我们迅速认识到,所有东西都要“在地化”,因为讲的是中国故事、中国经验,背后有中国人的情感,这种东西如果完全用一种翻译腔来讲,恐怕就会存在一定问题。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事物、认知、情感,跟洋腔洋调之间有一个不协调的问题。

中国经验、中国故事,最终还是要用中文来讲。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注意西方的经验,注意世界的经验,但是怎么把它融入我们这种语言当中来,确实中间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。所以需要在打开眼界以后,面向世界以后,回归本源。对作家或者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如此,回归本源,要立足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。

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“转化”的经验。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大师翻译佛经的时代。大师将古代印度人用梵语讲述的佛经最后完全中国化。靠什么?靠在翻译的过程中,让它最大程度的契合中国的文字和语言,这中间是要下大功夫的。

从东汉末年开始,一直到唐朝,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样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。而佛教中国化根本核心就是怎么把那种来自外面的思想,来自异域的世界观,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做最恰当的表达。

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,怎么用这种语言来吸收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成果,这从科学、政治到文化、艺术都是一个重要课题。文学主要是通过修辞、语言作为最基本工具来进行表达,因此文学家更有责任在这个地方先知先觉,在这个地方率先尝试。这个时候不应该关起门说“西方那个不重要”,而是“怎么把它中国化更重要”。

中国化的经验从哪里来?中国有自己的一部文学史,从诗经、楚辞开始,唐诗宋词一路下来,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审美经验,来表达中国人的事物、中国人的情感、中国人的观念。这个时候,对本国语言文字的研究,对其表现力的提升,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

中新社记者:在您看来,东西方文学有何异同?中国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,但丰富的语言表达主要体现在诗歌和散文里,叙事文学的语言相对比较薄弱。这些差异出现的背后,有什么原因?

阿来:东西方文学最大相同之处就是表现人。文学的核心是人,人的意志,人的情感,过去古典文学就讲得很清楚,诗言志,诗言情。诗是和情感发生关系,因为情感的动荡而产生,而不仅是主观的一个观点。哲学家有观点、历史学家有观点,但他们更多是基于理性的表达,但文学是从抒情开始,从情感的动荡开始的。

西方的叙事文学比较发达,但相对而言,他们的诗歌就不如中国。而中国语言表达的丰富主要在诗歌和散文里有所体现,所以不少中国小说家读外国文学比较多。

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时代,如果经济全球化是后来才开始的,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其实从五四运动就已开始。他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就学他们,所以读外国小说多一点。同样,近代以来,也有很多外国诗人向中国学习诗歌,尤其是唐以来的诗歌。因为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互相借鉴、交流,然后丰富的过程。

中新社记者:您的《尘埃落定》《蘑菇圈》《云中记》等作品都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您在东西方的读者群体有什么相同点,他们对文学作品关注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?

阿来:诗言情,这个诗并不单指诗歌,从某种程度来说泛指一切文艺类作品。文学作品是靠情感打动人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我们看《简·爱》,小说也好电影也好,一开始英国人住的房子和我们不一样,穿的衣服和中国古典服饰也不一样,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化差异,但这些都不重要,最后使你陷入这个作品中,把你深深吸引的,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。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,爱情的起起落落才是最后真正把人抓住的东西。

所以东西方读者对文学的关注还是以情感为第一,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品里交代的另外一些文化场景和元素不重要。如果说进入文学史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,那就是对人情感的丰富,对人健全思想的构建作用。(完)

阿来,藏族。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,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。曾任成都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主编、总编和社长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《格萨尔王》《瞻对》《云中记》,诗集《棱磨河》,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《月光下的银匠》,长篇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《草木的理想国》等。 2000年,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获得“第五届茅盾文学奖”;2009年,《机村史诗》六部曲获得“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杰出作家奖”;2018年,《蘑菇圈》获得“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”;2019年《云中记》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。